情系黑土地

  “民工潮”,从1988年开始兴起于南方的这一农民异地转移浪潮,几乎把全社会都卷得沸沸扬扬。可有谁会想到,正当人们为如何疏导南方的民工潮而焦灼的时候,北方,在吉林这块广袤的黑土地上,农民们也一改世世代代“老守田园”的传统,纷纷进厂进城,出省出国,开始了历史性的大转移。

  同南方相比,吉林农民的异地转移已稍显滞后,但其来势之猛、速度之快、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

  7月中旬,记者来到辉南县平安川乡金胜村。往些年,一到这个时候,庄稼院里没有多少活可干,人们便仨一堆俩一伙地蹲墙根,唠家常。而今,整个村子却静悄悄的,鸡不叫,狗不咬,许多砖瓦房闲置在那里无人居住。村党支部书记金银泰说,全村232户,970人,已经出去83户,353人,46个党员走了22个,全国除台湾和新疆外,都有金胜村的人,其中进关的就占70%多,村委会所在的新立屯59户人家走了32户。

  类似新胜村这种情况,在吉林省已非少数。据辉南县农委的同志介绍,截至3月末,全县19个乡镇已转移出农户8921户,占农户总数的174%;离土外出的农民达到12949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22%。其中出国的311人,出省的2819人,出县的3273人。吉林市农业部门对所属5个县市调查,仅春季离开土地转向二三产业的农民就有14万户,已转出土地177万亩。在全国闻名的产粮大县公主岭市,24万农村劳动力已有3万多人走出黑土地,进入乡镇、县城和外地的大中小城市。

  整个吉林省有多少农民离开了农村,没有人能够统计。记者在一些地方采访,不少人认为,出来的人最少也得占劳动力的十分之一。按这个比率推算,全省1990年755.5万劳力,现已离土离乡、异地转移的至少也有75万人。从贫困和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涌动,从广阔的农村向大中小城市进军,这是吉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总体趋势。本省的长春、吉林、延吉、珲春,辽宁的沈阳、大连、营口,黑龙江的鸡西、双鸭山,以至关内的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深圳……都成了农民进军的目标。

   不少城市已被转移出的农民团团“包围”,城里人大有“兵临城下”之感。在省会长春市,周边的所有农贸市场都有许多农民在那里常年经营。深秋的一天,记者在市区西南角七九三厂宿舍区的农贸市场看到,这里总共76个摊床中,外地农民经营的就有60个。他们全是举家从外市县“潜入”长春,或租房或买房,长期居住,专门经营蔬菜或水果,已然成了没有户口的城市居民。据长春市公安局截止10月份的统计,仅办理暂住人口登记手续的进城农民就有9万多名,其中80%多分布在城边和各农贸市场周围,二道河子区和朝阳区都出现了以捡拾废品为业的新村,每个村里都聚集了300多户农民。

   农民对城市的包围,还不仅仅体现在地域意义上,更主要的是在产业上的全面推进,已构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进逼的态势。在各个建筑工地上,过去多是操着南方口音的河南人、四川人,现在,来自省内各地的农民触目皆是。修鞋补鞋这一行当,过去一向为江浙农民所垄断,如今,江浙农民独霸一统的局面也已被打破,许多吉林农民已经走上街头操起了这个行当。几年前,还只是一些小保姆和建筑队打进城里,而今,农民进城所从事的工作已经涉及城市二三产业的上百种行业,建筑、运输、邮电、商业、饮食服务,以至工矿企业,都有农民工的身影。不少农民还带资入城或采取以小滚大的办法,在城里办厂、办店,有的甚至已进入高科技领域。舒兰县平安镇新光村8位农民带着9万元资金,到长春创办了供水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他们以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为依托,主动请求转让科技成果,聘请高级工程师和教授对职工进行培训,年年有新产品问世,产品合格率百分之百,占领东北及关内5省29个城市的供水设备市场,1992年被长春市科委审核批准为高新技术企业。现在企业已有固定资产110万元、职工100余人,年创产值700万元、利税113万元。

  在人们的印象中,东北的农民历来是“守家在地”,“老守田园”,“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对多数农民来讲,背井离乡外出谋生要经过反复甚至是痛苦的抉择。那么吉林农民为什么能冲破历史的传统,跨出他们世代热恋的黑土地?

  这里面有许多复杂而深刻的原因,而这些原因正表明了吉林农民寻求自我解放道路的新觉醒。

  吉林,东有长白山,中有松辽平原,西有科尔沁草原,耕地面积6000万亩,农业人口1500万,可谓“地大物博”、“地多人少”。但近些年来,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据第四次人口普查,1990年吉林省拥有农业劳动力755.5万人,与1982年比较,劳均占有耕地减少3.8亩。去年5月,省委宣传部对23个县进行了抽样调查,发现这些县平均每个劳动力占有耕地比1990年下降了102亩。从全省生产力水平看,如果按劳均年耕地20亩计算,顶多需用300万劳动力,而目前仅男性劳动力就达4603万人,剩余十分明显。公主岭市1983年包干到户时,农村劳动力只有19万,而今达到24万,纯增5万。市农工部副部长刘启说,全市22万公顷土地有10万劳力就足够了。

  逐年增加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急切寻找就业空间,这是农村劳动力大范围流动的基本原因。农民不甘于“四个月种田,两个月过年,六个月干闲”,也不企望靠国家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各种补贴增加收入,他们开始在耕地以外找出路。前几年,上级一再强调要“离土不离乡”、“就地发展乡镇企业和多种经营”。但实践证明,作为村屯一级单位,要资金没资金,要技术没技术,要项目没项目,乡镇企业很难发展,说是消灭“空白村”,其实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开始走出家门,异地谋生。从调查看,人均占有耕地及其它资源量越少的乡村,劳动力剩余越突出,劳动力流动也越活跃。

  在长春市的一个农贸市场上,有一对卖炸糕的夫妻。他们来自本省东南部半山区的伊通县,在这里租了一间房,两个孩子一个上学,一个雇人看着。问他们为什么跑出来,他们说,在家种地,一年到头见不到几个钱,卖粮卖点钱,村里都给扣了。“在这怎么样?”“去掉房租费、水电费、托儿费和孩子上学用钱,一年怎么也剩个两三千块!”

  同是在这个市场上,还有长春郊区的两个小姑娘在卖水果。记者问她们为什么不到乡镇企业找个工作干干。大一点的姑娘说:“找工作一个月才100多块钱,不好干啥!”

  吉林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目前粮食生产已达到阶段性水平,农民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农民不甘心于仅仅过温饱生活,他们要求尽快致富奔小康。但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剪刀差扩大,种粮比较效益明显下降,城乡收入差距重新拉大,同是农民,外出从事二三产业的年平均收入比在家务农高出一倍多。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困惑中觉醒:“不种地吃不饱,光搞农业富不了”,“靠国家保护粮食生产过安稳日子,不如自己出去闯小康路子”,“种一公顷地一年连1000块也挣不上,出去起码一年2000元”。公主岭市八屋镇农民何淑珍,家有12公顷土地,男人在家种地,她到镇上摆摊卖服装。问她收入如何,她说:“我摆摊比他种地挣得多,种地要能收入5000元,不干这个了!”

  记者在调查中看到,吉林省转移出的农民,90%以上是青年农民。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离开家门不仅仅是为了多挣几个钱,而是有着更高更远的追求。在公主岭市朝阳坡镇采访时,听说大房身村的妇女主任沈玉芹辞职不干,到市里摆摊去了。大房身村是全市有名的“小康”村,人均收入2000余元,她作为妇女主任每年还有1000多元的补贴,为什么还要辞职?记者特地追到市里的“集贸城”找她。她是去年2月离家到市里摆摊卖鞋的。出来时天还很冷,她带着10岁的孩子,在市里租了一间小房,爱人和公婆还在农村。记者采访她的时候,集贸城正值淡季,顾客不多。她担心这个月的摊位费挣不出来。记者问:“你出来后悔不后悔?”她说:“也后悔,也不后悔。离家出来压力很大,不挣钱时压力更大,但总的看,怎么也比种地强。再说,经济收入是一方面,最关键的我是考虑下一代。孩子已上二年级了,农村学校条件不行,到城里来或许能学有所成,我不信生为农民就得一辈子是农民,几千年都得围着土地打转转。”“那你家里同意吗?”“我爱人不同意来,他父母也不同意,我每次回家爱人都嘟囔,我是铁了心了,娘家人也都鼓励我,我非得干出个样来看看。趁着年轻,能闯就闯,以后还说不上是啥样呢!”

  类似沈玉芹这种情况,几乎各地都有。记者在一些县了解到,许多花钱办理“农转非”户口的农民,其实都是为了孩子。山区某县去年面向农村开办“招商引资”业务,从6月1日至9月25日共办理了1070个“农转非”户口,其中十几岁至20来岁的就占80%多。

  在农村,每当谈起劳动力转移,基层干部都说,前几年也有走的,但去年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发表后明显增多,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农民异地转移有如大潮奔涌。辉南县农委副主任刘义说,这个县的平安乡,1991年前还只有6户农民外出,去年春节后到3月份就一下子走出524户。

  综观近两年的形势,可以看到整个环境确实宽松了许多:一是随着城乡变化和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使城乡户口的界限在一些地区已很模糊,现行的户籍制度已逐步失去了意义,城乡分割、地区封锁的局面相继被打破,长期森严壁垒的城门已开始向农民敞开;二是由城市建设的发展而形成的劳动力需求空前加大,加上城市居民择业观念发生变化,也为农民让出了一部分劳动力市场;三是以城镇为依托的各类经济开发区的骤然兴起,极大地扩展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许多县市已公开招募农民进城参与经济开发,德惠县百公里经济开发带,仅朱城子一个镇就有六七百户农民在那里开办饭店、旅店;四是对外更加开放的政策,为农民走出国门铺设了官方与民间相结合的双轨通道,许多县市都在积极组织对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地的劳务出口。农民认准了这一形势,他们说:“现在不用粮票,到哪都能吃饭;只要有本事,到哪都能挣钱;只要有钱,到哪都能落户。”

  近两年来,每当提起“民工潮”,就有人抱怨他们是“盲目流动”,称他们为“盲流”。可记者在调查中看到,吉林农民的异地转移,尽管个别人有一点盲目性,但从总体上看,他们是捕捉了城里的信息才行动的。他们不是成批成批地涌向某一个大城市,而是有选择、有目标地出走,天南海北,多路进军。到哪里去?去干什么?有许多内在的因素在起作用。

  人际关系因素。各地转移出去的农民,大多是通过外地的亲友牵线搭桥,往往是走出一个人,带动一个屯,形成连锁性的群体转移。桦甸市桦南乡的王家店村,地处深山老林,1992年以来,居然有七八户农民举家迁到省城长春经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村里一个人称“大王”的农民在长春有亲属,先走一步,来做小买卖,在这里买了房,安了家。他回老家一谈,许多人动心,先后有七八户农民奔他而来,有的现已挣出1万多元。辉南县平安川乡金山村农民王忠孝在辽宁营口有亲属。前年营口建设鲅鱼圈开发区,规定只要交800至1000元就可以变成城镇户口。王忠孝举家全迁,在那里开拖拉机搞运输,一年下来,去掉吃喝,净剩一台拖拉机。在他的带动下,去年全村一下子去了30台拖拉机,共60余人。其中有8家在那里落了户。

  在人际关系方面享有优势的乡村,劳力转移多于其它乡村。朝鲜族历史上生活流动性大,在国内和海外亲友关系较多,转移强度明显高于汉族,在吉林各地农民的转移中起了带头作用。辉南县板石河乡新荣朝鲜族村,1988年就有个别农户进城务工经商,由于这些户的带动,去年外出农民已增加到44户,占农户总数的48%。其中新立屯出去28户,占全屯农户的65%,村屯7名干部中,有6人辞职进城谋业。

  地缘优势作用。各地劳力转移基本都有这样一个特征,即从山区、平原区到城镇郊区,呈梯次递增的态势。城郊的农民信息比较灵通,视野开阔,市场观念强,劳力转移快于远郊,远郊又快于偏僻山村。公主岭市朝阳坡镇朝阳坡村离市区仅18公里,394个劳力就有270多人在外经商做工,占劳力总数的70%多,其中大小建筑队就有13个。镇里办的商业一条街,总共140个摊位,这个村就占了90个。到这一看,干什么的都有,“农民不像农民了”。村党支部书记赵树绵说:“这个村的农民商品意识特别强,不用干部引导,他们自己就互相比,别人出去了,自己没出去,觉得不光彩。现在朝阳坡镇凡是挣钱的地方都让我们村的农民占领了。”赵树绵还说:“现在的市场没边没沿,蘸糖葫芦挣钱,卖冰棍儿挣钱,收鸡收狗都挣钱,谁先解放谁先富,谁先走出去谁先发。一家出个小摊床,三年就能盖个大瓦房。”

  能人带动。在劳动力转移中,许多具有专长的农民起了带动作用。公主岭市八屋镇胜利村外出280人,其中仅孟繁有和马洪久带出去到辽宁和黑龙江搞建筑的就有168人。这个镇的农民刘文,专事废品收购,家里责任田、口粮田和园田地全都转包给别人,他还出钱资助十几户农民买驴买车代他收购。现在他的收购系统共有30多人,收购范围涉及两个县、四五个乡镇,300多平方公里,成为远近闻名的“破烂王”。

  据了解,有些农民在转移过程中做过认真的考察,哪里挣钱多,哪里效益高,就到哪里去。辉南县一户农民就是先到山东去看了一通,然后又跑到南京去考察三天,最后在南京落脚卖咸菜。许多到饭店打工的妇女,干一天开一天工资,饭店条件好,收入高,她们就继续干,稍不顺心就走人,另选一个地方。

  还有的农民从一开始就下决心“背水一战”了。桦甸市红石镇胜利村一位姓蓝的的农民,1992年到俄罗斯种了半年菜,回来看种地负担太重,继续在田地里打转转,几千元欠款很难归还。后来他到长春市的亲属家串门,发现做买卖不少挣钱,回到家里便毅然退掉了农田,卖掉了农具,携妻带儿到长春做起了小买卖。但几个月下来,不但没挣到钱,反而把老本赔了进去。妻子十分懊悔,天天闹着回家,但他说:“我不信长春这么大个地方,就没有咱们的立足之地。”经过几天的努力,夫妻俩分别找到了临时工干,合计每月收入700元,相当于在家务农半年的收入,妻子脸上出现了笑容。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带动了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流动,使得农村经济收入快速增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规模经营有了希望,农民素质明显提高。这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成果。

  辉南县平安川乡的金胜村,人均只有2亩多地,靠种地人均收入也就200多元。1992年,一批劳力转出后,出现了四个“增收”:一是转出户增收,转出的81户年创收48·6万元,人均收入1481元;二是转入耕地户增收,外出户转出耕地60·8公顷,分别由本村和外村的58个农户接包,户均增收1500多元;三是集体通过对转让的耕地收取使用费增加积累1.8万元;四是国家增加了税收,全村外出务工经商户一年向国家交纳税费3.9万元。这个县的楼街乡龙光村劳力已实现了三分之一外出,三分之一务农,三分之一搞第三产业。平安川、楼街等六个乡镇1992年实际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已占劳力总数的31%,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二三产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44.7%,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

  “人都出去了,地谁来种?”。这曾经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疑虑。尤其是去年春天播种之前,许多人都担心农民大批转移,土地会大量抛荒。实际情况怎么样呢?

  中部平原的德惠县,有84万人口,320万亩耕地。28.3万农村劳动力,已转移出7.26万人(包括进入乡村两级企业即离土不离乡的)。谈起这个话题,县农工部长杨凤彬斩钉截铁地说:“现在因劳力转移而弃耕的,全县一份也没发现;发现有两份弃耕的,并不是因为劳力转移,而是因为土质不好效益低。”杨部长说:“现在愁的是劳力多,地不够种,不是愁走得多,地没人种!”

  地处东部山区的桦甸市桦郊乡东柳树村,330个劳力已经出去130多,到沈阳饭店打工的,到大连做豆腐的,到海边捞海鲜的,到市里蹬三轮车的,到韩国、日本打工的,到俄罗斯种菜的,五花八门,干什么的都有,其中有妇女主任,还有几个队长。但全村的土地并没有抛荒。这个村所在地的西社,共56户人家,57公顷耕地,愿意种地、有能力种地、又能种好地、收到好效益的有十五六户。由于外出劳力把耕地转包出来,他们每户都种2─3公顷地,其中一家有8口人,仅种地就人均收入超千元。原党支部书记魏再余对记者说:“走的还是少,再多走一些才好呢,走了不回来才好呢,我紧着圈拢他们出去。出去的人回来都变了样,穿西服,扎领带,抽的烟都是几块钱一盒的,最差的也是‘长白参’,还是大揭盖的,我们过年才抽个‘蝙蝠’。走了那么多人,地也照样种,种地的也多收多得。如果走的人再多一些,责任田就可以收回来重新分配,一家五六公顷地,一家一片,不就是规模经营了么!”乡党委书记纪仁亭也说,农民外出是好事,趁农民对土地没感情,把劳力分离出去40%,结构合理了,规模效益也出来了。

  据辉南县统计,到去年3月末,全县已转出耕地2800公顷。其中庆阳乡向荣村转出耕地58.3公顷,使种粮农户户均增加耕地0.62公顷。平安川乡金胜村陈家屯农民崔景安,承包别人转出的耕地60亩,加上自家的20亩共计80亩,家有手扶拖拉机、插秧机、脱谷机等多种农业机械,忙时雇人帮助插秧,预计今年可产粮9万余斤,总收入16000余元,全家5口人,人均收入3200元。

  目前异地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多是年轻的有头脑的人。为此,有的农村干部说,“出去一批能人,留下一批熊人”,担心农民素质下降。但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听到的更多的说法是“出去一个农民,回来一个能人”,“出去一个学生,回来一个先生”。

  据了解,现已转出的劳动力,真能在城里落户或常年居住的尚不到转移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余大部分有的是季节性的外出打工,有的可能要在外边干个一两年,看看形势,然后再定。即便常住城里的,也还要回到农村探家或串亲。不论是哪一部分人,他们在异地转移的实践中,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才干,明显地增强了市场意识、开放意识、竞争意识并且学到了技术,提高了经营管理能力。他们回到农村,会给农村带来信息以及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促使更多的人思想观念发生转变,带动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为农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辉南县板石河乡长虫哨屯个体汽车管件生产大户杨俐,1985年只身到西安一家管件厂做工,1988年回村自己办起企业,年产值20多万元。在他的影响下,汽车管件生产经营在村屯里不断扩散,现在全屯已形成25户150人的产业群体,产品销往十几个省、市、自治区。

  一些同志议论,假如有一天,多数外出的农民都不回来了,那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国农业及整个社会的发展,会逼得留下来的农民想办法克服自身的弱点,积极学习文化技术知识,提高自己的素质和适应农村发展的能力。正如有的同志所说,“只要有人吃饭,就会有人种地,而且会种好地”,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是也。

  “大批农民进城,给城市增加了压力,造成交通拥挤,影响社会治安”,这也是相当一些同志的担心。

  ——农民拾遗补缺,填补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空白,许多劳动强度大的脏活累活,城里没人愿意干,农民接过来了。在建筑、运输、服务等一些行业上,农民已经成了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为改造城市、建设城市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农民进城办企业,不仅把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带进城里,而且还安排了城镇待业青年。公主岭市朝阳坡农民杨昌春一家在公主岭市办起了成城商行,经营五金电料、水暖工具、化工建材,并办有金属制品厂,安排城里待业青年70多人,已向国家上缴税款50多万元,仅今年上半年就上缴5万元。

  ——方便了城市生活。别的且不论,单是那遍布各个县城的“倒骑驴”,就够壮观的了。吉林省几乎所有的县城,都有一两千台这种被称为“倒骑驴”的人力三轮车,其中60%是农民的。他们起早贪晚、顶风冒雨聚集在车站、医院、宾馆门前等客,然后穿街走巷把客人送到指定地点。居民买粮、运煤气罐,他们一直给送到楼上。人们称他们是“微笑服务”,“完全彻底”。

  ——促进了城镇的繁荣和兴旺。辉南县样子哨镇近三年已有369户共1120人从村屯进到镇里从事第三产业,使昔日的小镇繁华起来,去年仅第三产业就创收660万元,占总产值的22%。地处长白山向松辽平原过渡地带的梅河口市,多年破烂不堪,而今街道宽敞,高楼林立,商贾云集,成为远近闻名的贸易城,其重要原因就是吸收了大批农民进城经商办厂。

  农民进城会不会导致社会治安恶化?辉南县平安川金胜村党支部书记金银泰说:“我们村出去230多人,还没听说哪个人在外边干了违法的事!”长春市公安局一位负责治安工作的处长说,农民素质是比较好的,思想朴实,不搞邪门歪道,个别违法犯罪的啥时候都有,但多半是在工地干活,临走时拿点钉子、铁线、水泥什么的,再就是来收购破烂的,往往以收为主,以偷为辅,还有一些农村妇女进城后由于种种原因下了道,做大案的没有,大的盗窃、抢劫杀人,他们不干。记者在长春市二道河子区金钱堡派出所了解到,去年1至10月,这个派出所在暂住人口中共抓获了23名盗窃分子(占暂住人口总数的0、63%),其中有的是捡破烂的,有的没有固定工作,有的原来就有前科,真正在城里务工经商的农民一个也没有。人们议论说:“农民进城是来找活的,不是找事的;是来谋生的,不是来谋死的,对此,应当有个正确估计。”

  交通拥挤问题,这要怎么看。从铁路运输来说,春节前后,运输是比较紧张,但据报道,近年广东的春运秩序就比以往好得多,原因是有的用工单位统一订车票、包汽车,或派车将农民送回的情形越来越普遍,有的地方还开专车到广东接送自己的子弟。实践证明,只要疏导得好,问题完全可以解决。从市内交通来看,造成紧张的,主要不是农民进城,而是那日益增多的各种各样的小轿车使然。

  至于说农民进城给城市带来了压力,那是确实的。这种压力首先表现在对就业空间的争夺上。现在一批不端铁饭碗的农民已经同城市居民展开了岗位竞争,并还将向城市的主体产业进军。如果城市的用工制度进一步放开,一些限制取消,农民会在更多的领域大显身手,从而加重城市居民的就业危机。其次,大批农民进城,对市内供水、供电、供热、交通、邮电等都会形成压力。这些,是好事还是坏事?从眼前来看,对城市人的生活是有一定影响,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压力又恰是城市发展的动力。因为增加了压力也就是增加了城市的有效需求,反过来又会大大促进城市的发展,这是历史的辩证法。而且,现有的城市并不能一成不变,每个城市究竟多大规模为好,也没有一个法定的界限。20年前的长春市,只不过六七十万人口,而今已发展到200多万,谁能说这不应该,谁能说这不是好事呢!无怪乎有的专家说:“敞开城门,放手让农民进来务工经商,是增加城市活力,改造城市、建设城市的希望所在。”

  对这场波澜壮阔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浪潮,人们尽可以做出这样那样的评价,但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它的最大的功绩,莫过于对城乡二元化结构的冲击。

  多少年来,城市似乎仅仅是城里人的城市,不是农民的城市,城里人走在大街上可以腰板挺得溜直,农民进城却象是进了别人的领地,象《红楼梦》里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没有任何主人感。曾经有一首民谣,说什么“屯老二进城,穿一身趟绒……”就把农民描绘得不成样子。农民要想成为城市人简直比登天还难,如有人所说,农村的人只有考上了大中专学校,才有资格进城,纯农户压根就不准“转非”。城市和农村,似乎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城是城,乡是乡,乡村得养活城市,城市却没有农民的立足之地,城乡分割,壁垒分明。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地方严格限制农村劳力进城,城镇企业招工不招农民,劳动力多余首先清退农民,农民进城也只能进城里人不愿干的“苦、脏、险、累、差”的行业,如进宾馆,只能当清扫员,不能当服务员。有的规定企业招用农村劳动力必须经过劳动部门批准,否则既要清退,又要罚款。这种二元化结构,严重限制了人才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限制了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桎梏,既是中国农民贫困的根源,也是国家富不起来的重要原因。

  对于这种状况,人们早已有所认识,但怎样打破这种局面?却基本上一筹莫展。而今,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涌下,农民用他们可贵的历史首创精神,向多年形成的这种不平等的格局发起了挑战。他们拖家带口,纷纷进城、进厂,有的是花钱买户口,改变了农民身份,悠然过起了城市人的生活;有的虽然尚不具备城市户口和粮食关系,却也长期居留在城里。大批农民进城,使城镇人口大大增加,出现了建国以来所没有过的突破性进展。城里人和乡下人的界限模糊了,城乡壁垒开始瓦解了,一个城乡平等、城乡一体的新时代即将到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的这一举动,不亚于当年的农村包围城市,不亚于80年代初创造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举,是中国社会的一次伟大变革。

  城乡二元化结构的瓦解,必将极大地改变我国目前农产品“生产大而市场小”的格局,推动农业走出多年徘徊的困境。

  近几年,许多人都在为我国农业和农民的出路而苦苦思索:过剩的劳力,有限的耕地;生产资料连年涨价,粮食价低卖难;种植业比较效益低,农民收入徘徊甚至出现负增长。农业和农民的出路在哪里?有人戏言:“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减产”,还有一种说法是“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抛荒”。意思是只有减产和抛荒,国家才能重视农业,提高农产品价格,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农民也才能有种田的积极性。可是这样一来,随着农业的丰收,又会出现新一轮的卖粮难,粮食卖不出去,农民积极性又要下降,结果又得靠减产来刺激。这样势必导致农业在恶性循环中徘徊。

  为什么我国农业很难走出这个怪圈?为什么一些重要商品粮基地一再出现种啥啥多、卖啥啥难的局面?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农村人多,城镇人少。全国11亿人,9亿在农村,农产品作为商品,基本上是9亿人生产,2亿人消费,生产大而市场小。这种状况一方面使农村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潜力不能得到充分发挥,造成生产效率低下,另一方面也必然导致农产品出现周期性的“卖难”。如果反过来,不是9亿人生产,2亿人消费,而是2亿人生产,9亿人消费,这种状况就会发生根本改变。所以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出路,不在于农村本身,而在于减少农村人口,增加城镇人口,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人口分布。农民的这次转移,正是向着改变人口分布状况迈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一步。实际上,现在转移到城里的农民,已经成了农产品的商品消费者,他们吃粮、吃菜、吃肉都不是从家里带,而是从市场上买。随着进城农民的增多,农产品的商品消费市场必然会大大地扩大,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卖难的问题也必将逐步缓解。

  城乡二元化结构的瓦解,还将有力地促进人们最感挠头的计划生育。这是记者在辉南县的一个意外发现。这个县的平安川乡金胜村,由于大批劳力外出,已连续几年没有超生户。按政策,朝鲜族可以生二胎,但有两家自动退回二胎指标,只生一个。他们说,在外边务工经商,整天忙忙活活,孩子多了是个负担。记者在长春市接触一些进城农民,尤其是经营摊床的农民,他们也普遍反映孩子多了不行,每天起早贪晚,忙着进货卖货,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孩子多了上学也是个麻烦。同城里相比,聚集在城边的农民计划生育工作难度是比较大,但和农村相比还是好得多。有的同志说,他们现在还多半没有城市户口,还是“二等公民”,如果成了名副其实的城市居民,由于生活制约和观念变化等因素影响,他们也不会随意超生。人们预言,如果中国有一半农业人口转为市民,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就会大大下降。

  谈起农村劳动力的异地转移,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人们都认为是处在无序状态。那么这种无序状态何以能持续至今?无序能不能转为有序?各级党委和政府能不能站在这股潮流的前头,发挥组织指导作用?为推动劳动力转移健康地向前发展,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

  吉林省农村劳动力的异地转移,从总体上看,确实处在无序状态。没有什么人号召,也不要经过哪个部门批准,农民说走就走,如果不是要退掉承包田,连声招呼也不用打。从进城来看,也不要提出什么申请,不要办理什么手续,完全是一种“潜入”。进到城里以后,除建筑施工以外,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战,自谋生路,无组织,无管理,无服务,无监督。

  一面是“大军出征”,一面是“大军压境”。可是这支大军有多少人,已经行进到哪里,他们如何布阵,战绩怎样,情绪如何,还将向哪些方位进军?所有这些问题,还只是限于新闻和理论界的探讨,真正拿到领导议事日程加以组织指导的是极少数。辉南县是农委的三位主任分片包干,下去搞了半个月的调查才把基本情况摸清。记者调查的其它县市,没有一个人能说清劳动力转移的总体情况,要说,也只能谈一些现象,谈不出确切的数据。在几个县市,记者同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接触,试图了解进城的农民有多少,都在干什么,结果都扫兴而归。工商部门的同志说,他们只管登记收费,没有分列哪些是农民。税务部门的同志说,他们只管收税,收完就走,不了解哪些税是城里人交的,哪些税是农民交的。公安部门掌握的只是办理了暂住户口的,对大量没有办理暂住手续的农民,他们也难以统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怎么能做到有序呢?

  吉林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姜国栋对记者说,小平同志讲,“90年代如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农业上”,现在看,问题很可能不是出在粮食多少上,而是出在用多少人种粮食上,即我们能否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一突出矛盾。顺应形势,不失时机地把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开拓新的发展空间,不仅对农业,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是个紧迫而又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问题。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势必脱离农民群众,丧失有利时机,贻误经济发展,以致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并且波及全局。从记者调查的情况看,现在确是应该引起领导重视的时候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确应把输出超越农业自身需要的劳动力作为一个战略任务摆在突出的位置,象领导农业和乡镇企业那样抓紧抓好。

  对如何组织引导好这场蓬勃兴起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浪潮,有些地方的领导感到为难,似乎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政府是不是真的就无所作为?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人们并不要求政府采取计划经济条件下那种传统的办法去做什么规划、部署,而是希望政府能够转变职能,提供信息,牵线搭桥,正确引导。只要领导认识提高了,真正重视了,办法总是会有的。

  一是放引结合,鼓励农民转移。首先是放,尊重农民的择业自主权,不刁难,不设卡,能出就出,来去自由。其次宣传典型,积极引导。庆阳乡向荣村农民金顺姬同丈夫一道到海城西柳大集开饭店、服装店和浴池,5年间积累资金50万元,去年回乡拿出5万元扶贫、1000元救灾,县里及时宣传她的事迹,树她为致富模范,在全县引起震动,目前这个村173户农民已有79户离土离乡,转出劳力169人,占现有劳力的36.4%,其中出国18人,出省137人。

  二是稳定完善土地承包关系,解除劳动力转移的后顾之忧。一些乡镇明确提出保留转出户的土地承包权,允许转让并收取一定的土地转让费。有的规定,户口迁出的,土地承包权还保留三年,届时不回来,再收回土地;有的还对完全放弃土地承包权的农民,一次性发给1000元离土补偿费。

  三是开门建城,吸引农民转移。县里制定了“集中发展县城,加速发展小城镇”的重点突破战略,确定建设7个工贸开发小区,在户籍管理、工商、税务、资金以及各种收费上,制定了鼓励农民进城的优惠政策。

  四是培育市场,服务转移。鼓励乡镇政府、有关部门、单位、团体及个人兴办各种类型的劳务组织,有的乡镇成立了“三产办”,重点抓劳务输出工作。地跨长白山区和松辽平原的吉林市,辖九个县、市、区。主管农业的副市长肖荣对记者说,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浪潮是1992年春节前后开始涌动的,市里认为这有利于促进规模经营,提高土地生产率,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因而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开辟二三产业,为农民转移创造条件;对外出劳力在负担政策上同种田农民同等对待,不额外增加负担;对转包出的土地调整统筹提留办法,地块零碎的,重新调整,砍块连片,相对集中,以有利于种田户接包。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1993年转移的劳力大大突破,形成了高潮,有的乡镇已转出三分之二。

  农村劳动力的异地转移,涉及到城乡两个方面的关系。从农村来讲,问题不难解决,难的是城市这一块。

  首先一个问题,还是户籍问题。记者在采访中,许多同志都谈到,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不是快了,而是慢了,影响转移的最大因素是户籍制度。我国对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限制过死,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既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也不利于城市化的发展。许多农民虽然全家搬进了城里,但户口并没解决,孩子上学、升学还都是问题。人们建议,户口政策应该调整,农转非应当放开,允许农民进城落户、务工、经商、办企业。对他们不要关卡限制,要在政策上给予经商的方便,给一个好的环境,同时,要为进城农民提供在城市生活、法制知识和劳动技能方面的培训,加强法律的、社会的、娱乐的、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服务,使他们能够胜任城市的各种工作,适应城市生活,以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有的同志甚至说,城里人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城市户口,现在外商、外籍人也可以进城落户,可农民进城却这么难,这是什么道理?

   户口放开以后,农村人会不会蜂拥进城?不会。正如有的同志所说,“一个农民进城没事干,没什么经营,把土地扔掉进城吃住,可能吗?”在桦甸市东柳树村西社,记者同一位能叫雷长青的农民交谈,他就不想离开土地。他家8口人,4个劳力,承包耕地3公顷多,今年又从外出农民手中接包7亩,家里有牛有车有拖拉机,农闲时就近搞点运输,正常年景人均收入超千元。他说:“我前年没包地,还打97包稻子呢,家里有吃有喝,出去干什么!在外边一个月挣个二三百的,吃饭要钱,上厕所还花钱,哪如在家好!”这是多数农民的心理。

   第二个问题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克服转移的盲目性,使转移从无序向有序发展,应积极发展各种形式的劳务输出服务组织,架起劳动力走向市场的桥梁。县应成立劳务输出服务中心,承担起劳动力转移的规划制定、政策协调、发育劳务市场、联结供需等组织服务工作。各乡镇也应成立相应的组织,并鼓励各有关单位、部门发展各种类型的民间劳务组织,沟通信息,加强联络。各大中小城市的劳务市场在招工中,对城市居民和进城农民应当一视同仁,择优选用。从城镇到农村,逐步形成上下相联、左右相通、适应市场需要的劳务组织网络,发展配套的劳务市场,为农民自主择业提供方便条件。

   第三个问题是加快城市和小城镇建设进程。专家指出,目前我国城市基础设施落后,二三产业吸纳能力差,既是农民进城的限制因素,也是长期限制农民进城的结果。作为二三产业载体的城市没有足够的发展,就难以吸纳农村巨量的剩余劳动力。因此,随着劳动力转移步伐的加快,城市化进程也必须协调跟进。目前,农民的转移主要还是往大中城市转,乡村集镇条件较差,对他们没有多大吸引力。因此,我们在继续搞好城市建设的同时,要加速小城镇建设步伐,并在完善小城镇的各项功能上下功夫,以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合理分流。 (1994年3月17—19日《吉林经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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